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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一核】哈尔滨工程大学
【核能】史学新论:核扩散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
16-11-25 作者:刘子奎   编辑:张琦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向非核国家提供有限核技术用于和平,以换取它们不开发核武器。然而,这一目标最终并未实现,相反,核扩散问题呈加剧之势。其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关注防止垂直核扩散,忽视了水平核扩散;缺乏有效的国际控制和核查;艾森豪威尔政府防扩散政策的两面性;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方式在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开发核武器提供了便利。不可否认,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确实为许多国家带来了福利,但其副作用同样明显。作为建立国际不扩散协议的第一步,它打开了不受限制的核扩散大门。和平利用和军事利用原子能技术是一对连体婴,艾森豪威尔政府认识到可化核剑为犁,却忽视了核犁仍然可以重铸为剑。

国际原子能总部大楼

195312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建议在联合国之下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各国、尤其是美苏把储存的铀和裂变物资的一部分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用于和平目的。这就是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因其大胆和富有远见而广受欢迎。艾森豪威尔在任期内大力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学界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较多,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纯粹是军备控制措施,对其与防扩散的关系未予应有重视。实际上,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中心内容是防扩散。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既然其初衷之一是防扩散,缘何扩散会加剧?虽然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些论著涉及这一现象,但并未展开系统论述,也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本文在冷战背景下探讨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与核扩散的关系,揭示核扩散加剧的原因。

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

核扩散问题的凸显与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出台

二战后,为维持核垄断和防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或相关技术,美国实行核保密政策,禁止与其他国家进行商业利用原子能合作。但苏联和英国相继于1949年和1952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核垄断地位宣告结束。朝鲜战争为核扩散火上浇油。为应对西方重新武装,苏联大力开发核武器。美方估计,到1954年,苏联将拥有200枚核弹头,并有能力对美国发动毁灭性突然袭击。作为回应,美国开始研发氢弹,并在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前一周爆炸氢弹装置。苏联不甘示弱,8个月后成功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这比美国预想的时间要提前很多。此后,法国、瑞典等都制定了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核军备竞赛和核扩散不断加剧。美国政府认为,如果继续进行核武器竞赛,美苏很快会拥有彼此造成极大损害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国拥有比苏联多得多的核武器,也无法阻止苏联发动极为恐怖的报复。

艾森豪威尔认为,核扩散的后果非常重。即使很小的国家在不久后拥有核武器,世界也将处于混乱之中。因为这可能刺激它们采取更具进攻性的行动、甚至在危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这样,意外或未经批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洛奇(Henry C. Lodge)和美国军控谈判代表詹姆斯·沃兹沃斯(James Wadsworth)甚至认为,即使一枚核武器扩散也能轻易引发核战争。艾森豪威尔说,一旦发生核战争,几乎整个欧亚大陆都会被摧毁,没有政府,没有交通,只有饥饿和难。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恐怖后果,他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防扩散措施和政策,希望采取某种刹车措施,并把任总统第一年的当务之急确定为降低热核武器带来的危险。

事实上,早在19524月,为探索防扩散和应对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的政策选择,美国就成立以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要求委员会全面研究控制军备的政治意义。艾森豪威尔就职前夕,委员会提交名为裁军和美国政策的报告,建议采取坦率政策,公布美国核武器储存和生产信息,让公众了解并阻止苏联运用其拥有的致命打击能力。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赞同。

收到苏联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的报告后,艾森豪威尔要其心理战助手杰克逊(C.D. Jackson)准备一份坦率政策的讲稿。但他认为,杰克逊的讲稿过于突出核武器的毁灭性作用,不能使人们保持警惕和清醒,反而容易引起恐慌,因而不满意。艾森豪威尔开始在原来基本想法的基础上思考新方法,并努力与坦率政策连在一起。他认为,当我们最终储存足够核武器的时候,把原子能转向和平利用是可能的。"因此,他设想一段时间内暂停生产用于核武器的物资,并以现存核物资发电满足世界能源需求。此后试图以谈判的方式,寻求恢复生产裂变物资的安全方式,以阻止被转用于生产核武器的任何可能

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幕僚大都反对这一设想。国务卿杜勒斯担心达成裁军协议会伤害美国建立欧洲防务联盟的努力。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担心讨论军备控制会阻碍根据新面貌战略获得更多的军费预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Lewis L. Strauss)本来赞成和平利用原子能,但苏联进行氢弹试验使他改变立场,他担心公开讨论核武器的危险会增加美国人民的焦虑而不会提供任何解决办法。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依然非常关心核扩散问题。他说,三个核国家的核武库不断增加的结果就是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这使世界处于维持和平或核灾难的边缘,而核战争对所有人都是危险的。再加上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后,苏联愿意举行新的四大国会议,而未像以前那样在裁军方面提出不可接受的前提条件。因此,现在是探索新的通向和平大道的时候,即和平利用原子能。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在联合国讲话中提出共同削减裂变物质储存,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建议。

195312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讲话,表达原子能不再用于军事而用于和平目的的意愿。他说,如果目前不采取相应防扩散的措施,核武器可能扩散到所有其他国家。为使核研究远离军事意图和换取非核国家放弃开发核武器,他建议核国家现在把自己储存的裂变物资的一部分交给在联合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该机构应找到使裂变物资服务于人类和平目的的方法,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和平核技术。讲话的核心就是和平利用原子能和防止核扩散。它确定了艾森豪威尔政府防扩散政策的框架。

苏联1961年进行的超过5800万吨当量的核试验

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实施

美国政府1946年制定的《原子能法》规定,禁止与任何其他国家共享核信息和相关技术。要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倡议,就必须修订该法案。发表联合国大会讲话2个月后,艾森豪威尔敦促美国国会修改《1946年原子能法》。他说,修改原子能法有助于维持美国在开发和利用原子能领域的领导和优势地位。而且,使用核武器的信息对于自由世界结成有效的防务共同体非常重要,他强烈建议与那些与美国签有防务安排的国家交换战术信息,因为这对于它们制定防务计划和训练应对核战争人员来说是非常关键的。”1954816日,美国国会通过《新原子能法》,允许政府向友好国家直接转移与民用有关的核物资和数据,条件是不使用这些物资或技术开发核武器。这意味着美国可自由出售核技术,并与盟国共享有关核信息。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政策,规定合作必须在安全保障和双边基础上进行。艾森豪威尔于813日批准。它与《新原子能法》一起,构成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蓝图和框架。

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分多边和双边两个方面。多边合作是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双边合作是通过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协议进行。但在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谈判中,美国明确把和平利用原子能与裁军相联系,要求美苏均衡裁减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坚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对成员国进行核查。苏联主张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要求各国无条件放弃使用原子武器、氢弹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坚决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各成员国进行核查。由于美苏上述分歧,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后运转不畅。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主要通过美国与友好国家达成双边协议进行。1959101日,美国与包括法国、瑞典等被重点怀疑开发核武器的36个国家的双边研究协议生效,与意大利等13个国家的电力反应堆协议生效。到1960年,美国与40个国家签订了安全保障措施双边协议。

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向参与国提供裂变物资。《新原子能法》规定,美国有义务根据具体协议为外国反应堆提供浓缩铀。19541115日,美国第一次宣布将提供100千克裂变物资,每个国家最多可获6千克含浓缩铀物资。到19553月,100千克限额已用完。随着与有关国家的研究反应堆协议生效,美国不得不一再增加供应裂变物资。在312日通过的国家安全会第5507/2号文件中,艾森豪威尔明确要求大力推进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和向自由世界提供有限数量的裂变物资。经评估,19562月,斯特劳斯宣布增拨20,000千克铀满足友好国家未来6—9年的需要。

1956年上半年,美国与瑞典、韩国等国签订的研究反应堆协议生效,与日本、意大利等签订的动力反应堆协议生效,所需裂变物资进一步增加。19577月,艾森豪威尔决定再增加29,800千克。至此,用于外国反应堆的核物资总量达到50,000千克。根据双边协议,最终有225,440千克自然铀矿和169,410千克的浓缩铀、26千克钚和650多吨重水被送给相关国家。不仅数量大大突破,而且裂变物资所含U235也大大提高。一般而言,用于发电的铀235浓度一般为2%4%,但美国为某些国家提供的裂变物资所含的U235同位素高达90%

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向参与国提供或出售包括反应堆在内的装备。还在和平利用原子能运动开始的时候,杰克逊就敦促在西柏林建立电力反应堆,作为自由世界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表征。艾森豪威尔接受这一建议,他要求美国慷慨大方地帮助友好国家建设反应堆。19555月,美国首先与土耳其签订双边协议。最初,要求每个国家自己支付建设反应堆的费用,但考虑到苏联向加纳、埃及和一些东欧国家出售反应堆,同时,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既缺资金、技术,又缺人才,自己支付费用使得只有很少反应堆被纳入建设,这与美国目标相悖。于是,艾森豪威尔宣布,以实际不到对折的价格向自由国家出售研究反应堆,且还不包括赠送的裂变物资。

美国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得政治和心理好处。在零和博弈的冷战背景下,这将对苏联造成不利。因此,苏联也积极向盟国提供原子能援助。19551月,苏联宣布帮助中国、波兰和东德等国建设5000千瓦的电力反应堆和加速器,还表示将扩大受援国范围和在和平利用核能科学实验方面提供援助。同年4—6月,苏联与中、波等等7国签订协定,规定在1955—1956年,苏联为它们完成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设计工作,提供相关设备和技术资料以及必要数量的裂变物资。到1957年,苏联为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2000千瓦研究反应堆投入运行。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的意图不仅在于最大限度地为军事和工业目的利用原子能,而且在于获得中立国的忠诚。如果苏联继续向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提供原子能反应堆,而美国不考虑利用原子能在政治和心理方面的潜力,苏联可能取得冷战关键部分的一个重要优势。为防止出现这种局面,美国政府决定,扩大帮助其他国家建设反应堆。19552月,美国宣布向印度提供重水反应堆,并与意大利就提供类似反应堆进行谈判。同年3,美国宣布,为支持外国研究反应堆和电力反应堆计划,决定在菲律宾建立亚洲核中心,继而,美国与瑞典、韩国、西德等7个国家签订建设研究反应堆协议生效。同时,与奥地利、南斯拉夫、锡兰、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新西兰和南非谈判;还与比利时、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签订援助不同型号的研究或动力反应堆合同。

与盟国国家共享核信息和为它们培训人员与科学家也是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非常重要的内容。最初,美国主要为参加计划的盟国提供有关核信息。195411月,美国为日本原子能图书馆提供相关资料。同时,原子能委员会向日本、意大利提供不保密的研发展报告及一些物资,并准备向挪威和法国提供类似援助。到1955年初,美国解密数百份核研究和报告,向有感国家提供200英寸厚的包含解密核能信息的书籍。这些信息极大促进了相关国家的核能研究。

作为冷战对手,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与美国展开竞争。19551月,苏联发表声明,同意中、波和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员进入苏联的原子工厂并共享技术知识。苏联还在莫斯科建立联合核研究院,不仅为东欧国家提供训练援助,还对印尼、埃及、挪威等非苏联集团国家提供帮助。71—5日,苏联科学院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学和技术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印度、日本、埃及、以色列、芬兰、奥地利、瑞典、挪威和荷兰等23个自由世界国家。此举政治色彩浓厚。美国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强化核共享。195612月,原子能委员会宣布对民用反应堆技术领域的信息解密,包括反应堆部件、具体用于反应堆的材料、反应堆物理和工程技术以及安全考虑等。另一方面,扩大共享核信息范围。还在苏联宣布核共享之前,美国就向联合国提议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195588—22日,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会议。印度未来的核武器计划之父霍米. 帕帕(Homi Bhabha)担任会议主席,大约25,000人参加,提交会议的1,000多篇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论文被编成论文集向各国公开,以前作为秘密的许多信息被共享,法国科学家公布钚提取程序,美国解密大量数据和技术。

美国还通过核产品或技术展览与有关国家共享核信息或提供建设反应堆的资金。1955年底,美国在新德里展示一个30英尺高的反应堆图表和强放射性实验室以及诸多工作模式,约200万印度人参观。美国还为印度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提供资金支持。1954—1974年,美国向印度提供超过9,300万美元的贷款和赠款,其中3/4用于印度在塔拉普尔(Tarapur)的第一座反应堆。期间,超过一千名印度科学家参加了美国核能研究项目。这些科学家和美国提供的反应堆一起,对印度1974年爆炸第一颗核装置起了重大作用。

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仅仅提供反应堆和共享核信息还不够的,要利用原子能,还必须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科学家。因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努力为各国培训人员和科学家。1954年后,美国开始对外国科学家进行核科学和工程培训。19553月,300个外国学生到芝加哥阿冈国家实验室附近的核科学和工程学院从事研究。312日,艾森豪威尔明确要求继续对外国科学家进行相关培训。19569月,美国开始为来自24个国家的50个学生进行反应堆工程管理分阶段培训,并让他们参观相关研究设施。

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大突破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框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名义下积极推动与北约的核共享,为关键盟国提供军用核信息和技术援助,其中对英国的援助最为突出。1946年以来,英国一直要求美国恢复英美核关系。艾森豪威尔对英国的要求表示同情。在发表讲话前的百慕大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向丘吉尔保证将在下一届国会修改原子能政策,以便与英国共享核信息。他对原子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说,如果我们被迫与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作战,期望保护我们侧翼的盟国使用弓箭是不应该的。作为这一设想的反应,19551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建议与英国交流解密原子信息。此后,两国经常交流核武器信息和技术。19556月,两国签署交换原子能军事信息的双边协议,允许训练英国人使用核武器。19566月,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包括核反应堆信息在内的核潜艇数据。同年10月,两国核科学家就控制热核武器反应进行合作。19587月,美国再次修改原子能法案,允许与在开发核武器上取得相当进步的国家交换核武器设计和核弹头生产信息及转移裂变物资,英国是唯一受援对象。73日,英美签署《利用核能合作协议》,这使英国在设计和生产核武器上获得重大技术进步。19595月,英美签订补充协议,允许英国从美国购买核武器零部件和武器系统。据此,美国向英国转移热核武器设计数据,这对英国设计小型和更复杂的弹头具有极大价值。更有甚者,1958—1960年,美国还为英国提供148—308枚核武器,作为英国核武库的补充。显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名义下的英美核合作,极大增强了英国核力量。

美国1955年在内达华进行了系列核试验

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与核扩散的加剧

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向非核国家提供有限核技术用于和平,以换取它们不开发核武器,同时削减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裂变物资对美国发动致命袭击。然而,这一目标最终并未实现,相反,核扩散问题却进一步恶化了。

首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期间,三个核国家根本没有放弃原子能的军事运用,大力发展核武器。英美苏都积极进行核试验。1953—1958年间,美国分别进行了11次、6次、18次、18次、32次和77次的核试验。同期,苏联进行了4次、7次、5次、9次、15次和29次的核试验;英国只进行了21次。英国试验次数相对较少,是因为它可从美国获得大量核试验信息。显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力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期间,三个核国家核试验次数都呈增加趋势,而且某些年度,两国核试验的频率惊人。这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要求格格不入。很明显,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根本没有减少美苏把裂变物资用于核武器的数量,也没有抑制双方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决心和意志。

作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和大量核试验的结果,美国核武器数量大大增加。1953年拥有1,430枚,1961年超过24,150枚。同期,苏联战略核武器从106枚上升到537枚。英国从1枚增加到105枚。显然,英美苏的核武器数量都大大增加,垂直扩散(核国家核武器质量的改善或提高)态势明显。对此,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说,和平利用原子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间的军备竞赛这一中心问题的最终效果如果不是零,起码也是消极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原子能主要用于战争而不是和平。

其次,许多参加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国家,利用参加计划所获得的知识、技术和物资,积极研制核武器。法国、瑞典和以色列等国很早就制定了核武器计划。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为免再受羞辱,法国加快核武器开发进程,制定了1957—1961年核开发计划。19578月,法国决定建设同位素分离厂和核试验场。19602月,法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1955年,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7年,中国政府制定建立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计划。当年10月,与苏联签订《国防新技术协议》后中国核武器研制进入快车道。依靠参加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从西方获得的技术和援助,以色列和印度先后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实际上,在法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后,核武器的水平扩散(拥有核武器国家数量的增加)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加剧了核扩散呢?

第一,在实施和平利用原子能期间,出于冷战考虑,美国主要关注防止垂直核扩散,忽视了水平核扩散。在1953年联大讲话中,艾森豪威尔呼吁不断增加交给国际组织的裂变物资;停止生产军用裂变物资,对采矿及用目前的设施提炼铀和钍实施限制。提出上述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希望防止各国大量储存裂变物资,降低苏联军事威胁,并使东西方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最终实现核裁军。上述设想的焦点是防止垂直核扩散,并未考虑到水平扩散的危险。

在就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的谈判中,苏联认为,国际分享核能技术只会提高有关国家制造核武器能力。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美国坚持把防止垂直扩散作为当务之急。尽管美国政府于1956年建议联合国,加强对裂变物资、反应堆副产品以及对分离钚的任何行为实行有效控制,但其关注的焦点仍是降低苏联或任何其他国家获得对美国发动致命袭击的裂变物资储存。正如国务卿杜勒斯对国会说,阻止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最好办法是确保他们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转移足够的裂变物资,这样,他们就不会拥有足够的发动对美国毁灭性攻击所需要的大量裂变物资。在1957—1958年美国参议院裁军问题听证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总统裁军顾问都明确表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能对美国及其关键工业发动致命一击的武器储存,才构成对美国的有效的威胁。因此,阻止苏联垂直扩散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美国倾向于认为后果并不严重。美国驻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代表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说,相对少的裂变物资被转移用来制造核武器不会有恐怖后果,因为少量核武器会被大国核武器抵消和威慑。与美国庞大核武库相比,它们获得核武器只有政治和心理作用。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不仅不严重,相反还有利于美国对抗苏联。因为欧洲国家获得核武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具有威慑效果,使苏联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时更谨慎;而且,可能增加大西洋联盟的防御能力。

上述设想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鼓励核扩散。但它表明,相对于苏联获得核优势,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宁愿西方盟国、尤其是西欧盟国在其可控制前提下拥有核能力,以有利于对抗苏联,这明显是选择性防扩散。对于防扩散而言,这无异于引鸩止渴,只会造成更多扩散。

第二,缺乏有效的国际控制和核查。有效的国际控制和核查是防扩散的重要保证。为防止某些国家利用从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中获得的相关技术和物资开发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协议进行核查。但这两种核查方式或由于本身的缺陷、或由于美国不愿意认真执行而根本不能防止核扩散。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艾森豪威尔在讲话中提出的国际控制机构,由于美苏间的分歧,到1957年才成立。那时,军备竞赛已经升级到该机构无法控制的新水平。更重要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章程虽然规定该机有权提供安全保证和进行核查,却无权通过确定每个成员国处于安全保障情况下的民用数量来控制钚,即无权对裂变物资和反应堆副产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且,为使双边协议更有吸引力,艾森豪威尔政府削弱了安全保障措施,只要求自愿遵守再处理条款的规定。这样,参加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各国可以完全保留在他们国家所生产的钚。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和核查不能运用到自然铀矿和浓缩铀。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本不能防止反应堆和有关技术被非核国家用于生产可制造核武器的物资,参加该计划的每个国家实际上可自由实施自己的核计划并获得援助。

认识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很难发挥作用,美国开始通过双边协议来实施计划。虽然双边协议规定,美国有权对受援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状况进行核查,但双边协议的强制性制裁条款并未超过国际协议的控制和安全保证规定。其主要制裁手段实际上是美国与友好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上的共同利益。因而,美国和受援国都清楚,美国不会以中断援助强行推行美国的要求。如果与美国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不遵守协议的安全保障要求,美国也无能为力。因此,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这些双边协议都不可能排除原子物资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

双边协议中的保证条款也不能防止核扩散。19559月,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伊萨多·拉比(Isador Rabi)对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事务的顾问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说,缺乏有效的国际控制防止商业核设施被转用于军事目的,即使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在具有生产钚的能力后开发核武器。在1957—1958年美国参议院举行的裁军问题听证会上,政府裁军专家说,双边协议中提出的对核燃料生产设施进行安全保证的程序,没有一个能够发现裂变物资被转移为军用,只有在转移完成后才能发现。他们承认,对核燃料生产设施进行安全保证的程序不可能发现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物资的10%,对电力反应堆的2%的核废料也无法追踪去向。哈罗德·史塔生说,和平利用原子能即使在最有效的控制机制下,对于将来的某些国家而言,拿走并转移可用来制造2040甚至50枚原子弹的裂变物资而不被核查人员发现,也是非常可能的。

为减少核扩散的风险,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求接受美国裂变物资或反应堆的国家向美国提交燃料使用情况报告、制定充分的生产核算、核查和其他控制技术,并最终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5]但在实践中,美国未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如196012月,美国发现以色列正与法国合作建设大型反应堆,在以色列承认并保证仅用于和平目的向来自友好国家的学生开放后。此问题不了了之。印度认为在双边协议中增加安保和控制条款或多或少侮辱了印度的和平意图,从而坚决反对这一要求,美国也就不再坚持了。结果,诸如印度、南非和以色列等接受国就没有受到防扩散机制的充分监督。历史表明,缺乏严格监督和核查的和平利用是不可靠的,有关国家获得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美国防扩散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只希望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自己则例外,更主要把原子能用于战争,这加剧了垂直核扩散。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核武器。195310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NSC162/2号文件。文件申明: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一样使用核武器。从本质上说,核裁军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不相容的。1954721日,艾森豪威尔在给国防部长的备忘录中说,在美苏激烈冷战情况下,我确实认为任何超过既定计划而试图削减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是不明智的。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核武器生产。通过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渲染,美国更像一个好战分子,也使苏联对美国只关心军事利用原子能的指责更有依据,这显然不利于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舆论。如果美国提出和平利用原子能,无论苏联同意与否,美国都会获得舆论和宣传上的胜利,都有助于改变美国的好战形象。出于上述考虑,19553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NSC5507/2号文件。文件强调,大规模报复战略下军事需要的优先性,在此前提下,和平利用原子能所需要的裂变物资必须与军事需要协调一致。

大规模报复战略所需要的优先发展核武器贯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始终,在满足实施大规模爆发战略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前,我们将全神贯注于武器生产。这决定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真正立场。因此,在实施和平利用原子能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核军备建设。实施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3年后,原子能委员会拥有65亿美元的巨额资产。1957财年,仅维护费用就高达17亿美元,用于购买原材料和裂变物资的费用是11亿美元,分别是1953财年的2倍和3倍。如此巨大的资源主要用于开发、生产和储存核武器,花在任何民用方面的费用都不及它所获预算的1/10”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大力增加裂变物资生产,还不断进行核试验。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倡议三个月后,美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当量的热核武器试验。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不包含制止核武器生产或限制核武器使用的内容,但其影响非常消极。即如果美国仍继续发展并更加依赖核武器,其他国家有什么理由不开发自己的核武器呢?实际上,美国的氢弹试验及其毁灭性效果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防务思想。作为美国最亲密盟国的英国尚且如此,没有理由怀疑此举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苏联集团国家可能产生同样影响。

第四,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方式,在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开发核武器提供了便利。如前所述,美国通过向友好国家提供铀或其他裂变物资、共享核信息和为它们培训人员与科学家、出售反应堆或其它装备等方式来推行该计划。上述方式无一例外地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军事使用核能的扩散。美国为许多国家提供的研究或电力反应堆实际上是小型发电厂,年产电力1—20兆瓦,尽管远低于一般商业反应堆3,000兆瓦的发电水平,但运行同样需要浓缩铀。反应堆除产生电力外,也产生相当数量的用于核武器生产的钚239和铀233等裂变物资。一个10兆瓦的反应堆,除了发电,每年可生产130—200千克钚,这足够制造数十颗原子武器。可以说,有关国家借助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获得了开发核武器的硬件和软件。

历史表明,足够数量而又训练有素的操作民用核设施的人员完全具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在这方面,以色列和印度等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色列首席核武器科学家戴维·伯格曼(David Bergmann)说,以色列正是通过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提供给该国的反应堆,生产研发核武器必须的钚。曾任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霍米·塞斯纳(Homi Sethna)也称:我可以肯定地说,最初的合作协议本身就是我们核项目得以建立的牢固基石。实际上,伊朗和伊拉克也是从美国等国获得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物资的。法国在开发核武器过程中也获得美国以和平利用原子能为名提供的直接或间接帮助。对于法国希望与英美在原子能领域合作的意愿,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回应。19582月,允许法国技术人员参观内华达核试验场和美国核武器研究重镇洛斯阿拉莫斯,并与法国人进行有关核试验的讨论。这有助于法国解决核试验场的选址和核试验中的瓶颈问题。在法国拒绝多边核力量并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后,艾森豪威尔决定,在美国控制范围内将法国作为例外,与其探讨交换或提供核信息、核物资或核武器,来满足法国获得核能力的愿望,同意法国科学家访问爱达荷国家反应堆试验站。在法国进行核试验前,美国劝法国采取地下核试验的方式,还透露,美国可提供必要的帮助。正是在美国的或明或暗的帮助下,法国于1960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核装置。

不可否认,和平利用原子能确实为许多国家带来福利,但其副作用同样明显,尤其是核扩散后果严重。计划的实施使许多国家获得制造核武器必需的知识、物资和技术,降低了核研究和核开发成本,客观上刺激了有关国家研发核武器的意愿、提高了它们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之前,许多国家没有核开发计划,缺乏技术和资金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于逾越的困难,但实施计划所带来的必需技术和成本的降低,使得开发核武器对一些国家来说再也不是高不可攀。而且,计划的实施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运行核反应堆、铀浓缩工厂和钚处理设施在经济和技术上是可行的。因此,在极少数情况下,下定决心制造核武器的国家都依靠从参加计划获得的核技术成功地制造了核武器。

原子能技术具有强烈两用性,和平利用原子能所需的相关技术、和设施同样可用来制造核武器,并为那些努力开发核武器的国家提供掩护和基础。和平利用和军事利用原子能技术是一对连体婴,用以和平目的的发电站同时也可以用来生产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所需要的大量爆炸性物资。正是通过该计划,美国间接援助了印度、巴基斯坦、台湾、韩国、南非和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作为建立国际不扩散协议的第一步,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打开了不受限制的核扩散的大门。显而易见,艾森豪威尔政府认识到可化核剑为犁,却忽视了核犁仍然可以重铸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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