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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山东理工大学
《聊斋志异》中的甘肃故事
15-05-30 作者:张崇琛    编辑:山东理工大学

  号称“古典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志异》,在其400多篇故事中,涉及甘肃的竟有7篇,而且还有一篇直接写到兰州,这大概是一般人所不曾想到的。《聊斋志异》在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已基本成书,这就是说,早在300多年前,蒲松龄已经用“志异”的形式,向世人展现出陇原大地的绚丽与神奇了。在这些故事中,既有着蒲松龄根据传闻所进行的精心创作,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写实成分,因而,无论从艺术成就还是地域文化的价值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

  《聊斋》中涉及甘肃的七个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有关甘肃的奇人异事的记载,如《杨千总》《土化兔》。《杨千总》写毕民部公(按:即毕自严)“即家起备兵洮岷时”,有千总杨化麟来迎,途中见一人遗便路侧,杨即飞矢射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此篇意在宣扬杨千总射术之高超,然未免太有点恶作剧了。杨化麟史有其人,时任岷州守备。大约蒲松龄认为这故事很有些“噱头”,故遂笔之于《聊斋》。此亦可见蒲氏创作时对情趣的追求了。

  二是在传闻的基础上,由蒲松龄加工创作的故事。这样的篇章有《八大王》《姚安》《贾奉雉》《申氏》《苗生》等。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取其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故事,既有着《聊斋》作者的艺术创造,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换言之,这类的故事在文化蕴涵上往往具有两重性。而它们与《聊斋》中的许多名篇比较起来,一点也不逊色。如《八大王》写临洮冯生曾将一额有白点的巨鳖放归洮水,谁知所放竟是鳖精“洮水八大王”。后冯生于日暮时分与化为醉者的八大王在途中相遇,八大王即踉跄下拜,并引冯生至一小村盛情款待,最后还将“鳖宝”植入冯生臂内。自此,冯生便有了“特异功能”,“目最明,凡有珠宝之处,黄泉下皆可见;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随口而知其名”。终于,冯生掘得财宝无数,富比王侯,还娶了肃王的三公主为妻。蒲松龄写作这则故事的本意大约是为了讽刺和警戒酒人,正如他在“异史氏曰”中所说:“醒则犹人,而醉则犹鳖,此酒人之大都也。顾鳖虽日习于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无礼于长者,鳖不过人远哉?若夫己氏,则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鳖矣。”你看,人一旦沉醉之后,竟连鳖都不如了,这挖苦也真是够尖刻的。

  《贾奉雉》与《苗生》两篇都是揭露科举制的弊端的。《贾奉雉》写平凉人贾奉雉“才名贯世,而试辄不售”,后经一郎姓异人指点,故以陋劣之文应试,结果,榜发竟中经魁。但贾某却因此而愧怍无比,汗透重衣,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见天下士乎?”于是看破功名,闻捷即遁,随异人修道去了。后因情缘未断,一度又返人间,结果备受磨难,最后还是由那位郎姓异人打救,复又遁去。《苗生》则是写岷州龚生赴试西安途中,与一自称苗姓而实为虎精的伟丈夫相识。后龚生考试完毕,与三四友人同登华山,藉地作筵,方宴笑间,苗生忽至,并与众人一同联句。酒至半酣,考生们互诵闱中之作,个个得意洋洋。而苗生听后却厉声斥曰:“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剌剌者可厌也。”众人虽有惭色,然益高吟,苗生实在忍无可忍,遂“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去”。所余者唯龚生等二人。此与《贾奉雉》恰可称为前后篇:前者写考官的水平低下,不能公明衡文;后者写考生的闱中之作也陋劣不堪,非但不能公之于众,而且连兽类也不耐听。它们与《叶生》《司文郎》《王子安》等同为《聊斋》中揭露科举弊端的名篇。

  《姚安》与《申氏》则是劝善惩恶之作,前者批判在婚姻问题上的喜新厌旧,后者赞扬人的正道直行。具体说,《姚安》写临洮美男子姚安已有妻室,但听说同里宫姓美女绿娥把他作为择偶的标准后,便借机将自己的妻子推堕井中,遂娶绿娥。然因绿娥长得太美,又常放心不下,终由“闭户相守,步辄缀焉”,而发展到“扃女室中”,不让妻子与外界接触。一日绿娥昼眠畏寒,以貂冠覆面上,姚安开锁启扉见之,疑为男子,竟力斩之。结果姚安被收官并遭破产,幸以金钱打点,得不死。但“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最后“忿怼而死”。《申氏》所记泾河之间的士人子申氏,其德行却正与姚安相反。申氏虽“家屡贫,竟日恒不举火”,然一直不愿做出“辱门户、羞先人”的不义之举。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为祟富室之女的巨龟击毙,遂得谢金三百以脱贫。而“自此谋生产,称素封焉”。这与《姚安》故事,也可以说是主题相反相成的前后篇了。

  甘肃故事何以入《聊斋》

  蒲松龄并没有到过大西北,那么,这些甘肃故事是如何进入《聊斋》的呢?

  我以为,此当与蒲松龄坐馆西铺村有关。西铺村位于淄川县城西面约六十华里,蒲松龄就在该村的毕际有家坐馆,而且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一坐就是三十年。其间,除了赴省城应试及年关短暂回家外,他几乎全在毕家生活。用蒲松龄撤帐归来后的一句诗说,就是“怜我趁食三十年”(《斗室》)。而毕际有又是何许人呢?据《淄川毕氏世谱》载,毕际有,字载积,号存吾,明末荫为官生,清顺治二年(1645年)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1663年),“以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罢归”。从毕际有的经历来看,他并未涉足甘肃,往西最远也只到过山西。但再查毕氏世谱却可以发现,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倒是在甘肃做过官的。

  毕自严在《明史》卷二百五十六有传,略谓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先除松江推官,因年少有才干,又征授刑部主事,历工部员外郎中,迁淮徐道参议、河东副使。稍后曾一度引疾归里,然不久又起任洮岷兵备参政,旋以陕西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再进陕西右布政使。泰昌(1620年)时召为太仆卿,天启间进右都御史,崇祯元年(1628年)召拜户部尚书。崇祯十一年(1638年)卒于家。统观毕自严一生的仕途经历,其中有两段都是与甘肃有些关系的:一是他曾任过洮岷兵备道参政,二是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

  明代的所谓“参政”,乃布政使下属官员(从三品)。布政使掌一省之政,而参政(还有参议)则分司各道。明代甘肃尚未独立设省,故其地皆隶属陕西布政使司(从监察系统来说是陕西提刑按察使司),洮岷道即其辖地之一。具体说,“洮”指洮州卫,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岷”指岷州卫,治所在今甘肃岷县。而作为管辖洮、岷地区的洮岷道,其治所也设在岷县。洮岷地区正处洮河流域,位于今甘肃省的南部,这里既是军事要冲,又邻接少数民族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故明代自洪武年间便在此设兵备道,而毕自严即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任职于此。岷县周围多山,又有洮河自西北绕县城流过,故这一带自古以来就多奇闻异说,尤其是与洮河有关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而雅好诗文的毕自严(有《石隐园集》行世)既然居官于此,对此也不会不有所闻。当然,作为朝廷命官的毕自严不一定会将它们载入自己的诗文集中,但当他晚年致仕还乡之后,作为异事讲给自己的儿孙们听听,倒是完全可能的。再说毕自严之子毕际有,罢归之后也一直是一位富贵闲人,喜欢饮宴倡酬,而且有事没事总爱找他的西宾蒲松龄聊天,这样,毕自严所见所闻的那些洮岷地区的故事,作为谈资,便经由毕际有之口而入于蒲松龄之耳了。

  从现存《聊斋》中的甘肃故事来看,其中有四篇即《杨千总》《八大王》《姚安》《苗生》,其故事的主人公或发生地都与洮河流域有关。这与毕自严的任职洮岷兵备道是分不开的。而且,其中的《杨千总》一篇更直接地点明了这层关系,所谓“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便是这一系列洮岷故事的来源背景。至于《贾奉雉》与《申氏》两篇发生在平凉和泾河一带的故事,虽与洮岷无涉,然却与毕自严的另一段经历即“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密切相关。

  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正三品),与布政使、都指挥使俱为封疆大吏。而毕自严以陕西按察使身份所徙治的榆林西路道,其辖地西至今陕西的安边及宁夏自治区的盐池,南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的北部,(见《明史·地理志》),与平凉相距并不远。而且,泾河及其支流就在境内流过。因之,流传于平凉地区的《贾奉雉》故事及“泾河之间”的《申氏》故事,都是有可能传进毕自严的耳中的,而它们之与洮岷故事一起经由毕自严的子孙又被蒲松龄所闻知,更是情理中事。

  《聊斋》甘肃故事的地域文化意蕴

  《聊斋》中的甘肃故事,除揭露科举弊端及劝善惩恶等内容外,尚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意蕴。

  一是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甘肃地方文化色彩。蒲松龄虽未到过西北,但却将西北的人文地理、风俗物产、奇闻异事都融入了七篇甘肃故事之中。无论那奇幻而多怪异的洮河,还是洞府幽深的道教圣地崆峒山;也无论是野兔遍地的兰州、戒备森严的肃王府(即今甘肃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及美丽的三公主,还是那豪放的“八大王”、祟人的巨龟及因不耐听制艺文而食人的老虎,都会令人感受到大西北那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氛围。《贾奉雉》中对深山洞府的描写,更令人神往:

  (贾奉雉)飘然遂去,渐入深山,至一洞府……房亦精洁,但户无扉,窗无棂,内唯一几一榻。贾解履登榻,月明穿射;觉微饥,取饵啖之,甘而易饱。因即寂坐,但觉清香满室,脏腑空明,脉络皆可指数。

  这里所说的“深山”,当即《八大王》中肃府三公主所游之“崆峒”,亦即位于平凉市西三十华里的崆峒山。崆峒山为天下道教第一名山,传说黄帝曾到此问道于广成子,而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登临过。其山有八台、九宫、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筑群,至今犹存。而山名“崆峒”,即取道家空空同同、清净自然之意。《贾奉雉》中的这一段描写,可谓是对崆峒洞府的形象写照。

  蒲松龄对于甘肃风物为何会有如此出色的描写呢?除了这些故事在传播时其本身所带有的地方色彩及蒲松龄杰出的文学才能外,清代西北学的兴起及西北文化的开始引人注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认为,清代西北学之兴当在晚清,其实,随着清人的入主及边境用兵,清初已有很多人就开始对四夷、边疆之学感兴趣了,顾炎武便是其中的一个。顾氏身为南人,却长期居于西北,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分叙各省的地理形势、水利、屯田、设官、边防、关隘,对西北地区尤为看重。这种对西北史地大感兴趣的学术空气也会影响到其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并波及于蒲松龄所在的山东地区。而素喜谈奇说异的蒲松龄,在得到有关西北的创作素材后,即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才华而精心进行加工,遂成为《聊斋》中独具特色的甘肃故事了。这对于今日的丝路文学创作,应不无启示意义。

  二是这些篇章在生态学上的意义。众所周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但这只是近代的事情,古代却并非如此。就拿兰州来说吧,明人还描写过皋兰山的“天晴万树排高浪”(周光镐《皋兰山》),清人也说后五泉是“千章夏木翠凌空”(吴镇《后五泉》),而今安在哉?同样的,《聊斋志异》中所描写过的“八大王”,其后代子孙至今竟无一存者。今天,研究甘肃生态的人也都说洮河流域无鳖。但《聊斋志异》中的“八大王”故事,其根据却实实在在是洮水鳖!再看这一带出土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彩陶器皿,其中竟也有龟鳖之类的造型。这样说来,《聊斋志异·八大王》一篇,应是可以作为洮河流域曾经有鳖的佐证了。但愿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八大王”的子孙们还会有重回洮河流域落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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