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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记者群像

上一篇 / 下一篇 15-11-20 12:46:29 / 分类


 “曾经有过一个时代——那时记者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这句出自美剧《新闻编辑室》的经典台词,激荡了多少新闻从业者内心的理想主义情怀。青年记者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安乐的故土,选择在在荆棘地中野蛮生长;他们怀揣追寻光明的坚定信念,甘做国家的守夜人。

 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对当今这个社会与这个国家的不满,但埋怨之后却再无下文。血气旺盛的年轻人们总是愤怒于太多的限制与蒙蔽,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生活在体制内。只言片语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他们缺少能够振聋发聩的力量。但这个国家无论在何时永远不乏冷静自持的先行者们——新闻记者,他们隐没于人熙攘的人群中,一双双锐利的眼睛洞察着社会的运作,他们用笔记录周遭的一切:好的,他们传扬,坏的,他们揭露。而青年记者们更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更前瞻的记录者,希望借以自己的文字警醒更多的当代人。

 在中国,正是这些优秀的青年记者们向世人证明了:记者作为一种使命的时代,它从未远去。

      《南方人物周刊》:新时代堂吉诃德的阵地

  这是一本极具分量的杂志,更是聚集了许多“堂吉诃德”般的理想主义骑士。他们从这个社会最微观的组成部分切入,用他们的故事记录历史的进程。人物主题杂志体现的不仅是时代的宏观变迁更是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作为这份杂志的忠实读者,阅读《南方人物周刊》总会带给我这样一种感觉:我被记者们的文字牵引着去触碰这个时代的脉络。

 作为当代青年记者群的杰出代表,《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

 高级主笔易立竞,她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却以一篇篇富于内涵的人物访谈获奖无数。她靠着自己独特的采访技巧——交谈、追问、直到你敞开内心,先后采访了诸如姚晨、崔永元等名人,艾滋病村庄的病人、索马里的难民……她书写他们的风生水起,亦不忽略那些不为人知的冷暖悲欢。为了准确的报道,她曾与崔永元不吃不喝聊了七个小时,写出了那篇堪称经典的《病人崔永元》,她说:“不是崔永元病了,是整个社会都病了。”

 资深记者卫毅在采访“邓玉娇事件”时险些遭遇生命危险。“他们主要是针对我,冲过来了要打我,几个人就使劲把我朝墙上撞,用力把我摔倒在地上,然后要把我拽出去。他们说,‘你们偷偷摸摸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们!你把当地的形象都破坏掉了!你们偷偷摸摸来了又不去登记,我们当地村民不欢迎你们。’”卫毅在事后这样回忆到。这段插曲至今让他心有余悸,但他认为探寻真相是做社会记者的职责,也正是这种紧张与波折在提醒自己:我还活着。

 在一期专访《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节目中,主持人问到为何会选择来《南方人物周刊》工作时,记者刘子超的回答让我回味许久:“知识青年要找一个有理想主义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是,理想不能当饭吃,但也不能总想着吃饭啊。”“在这里工作,感觉就像《建党大业》里演的那样,年轻人有理想就能干成大事。”刘子超所擅长的是书写人文情怀的作品,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他酷爱写诗,根种着文学理想的热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在中国复兴旅行文学,让精神跟上人们的脚步。

 还有从小生长于优渥环境中的记者王大骐,在八年留学生涯结束后离开了被他称为会“安乐死”的北美,来到《南方人物周刊》团队。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更是一个有理想的新闻人。他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打量当今社会的富二代们,花时间进行大量的深入采访,写成了《财富的孩子》这本富家子弟的非虚构纪实文学。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做记者时,他回答说:“因为可以和自己以前无法接触的人沟通。”而他希望接触的人有哪些呢?“延坪岛上的渔民、矿工、印度的劳苦大众和中产阶级。”

 “记录我们的命运,重新打量每个生命。”——请允许我再次向这个团队的堂吉诃德们致敬。

                      许知远:不只是公知

  一袭鬈曲长发,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那双深沉的眼睛隔着厚厚的镜片似沉默又似诉说,这是许知远的画像。他话语里的批判、怀疑、停顿,甚至不确定和失语,都是万分真实又让人着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在表达自己观点时最常用的插入语。

 “公知”这一概念在今天有了些许的变质,它的本意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而今却在网络上成为带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站在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对当今社会提出批判性的思考——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忧心忡忡,像对周遭的社会环境殚精竭虑。

 许知远作为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虽说早已被打上“公知”的印记,却从不刻意标榜自己作为这个时代发声者的身份。比起愤慨激昂的“公知”他更愿做时代的记录者,通过自己的报道展现不同地方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是如此的多元与丰富,跳出狭隘的自身吧!——就像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不遗余力所做的那样。

 作为记者他并不是科班出身,大学读的是理工科,或许也正因如此他的思维总是冷酷又有逻辑。他的笔触细腻而冰冷,避免用过多的叹号表达热烈的情绪,只以旁观者的姿态去“纪事”中国,书写一个时代的故事。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中他这样自白:“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内心的不断追问驱使他旅行,他似从全世界路过,不断寻找他想要的答案。

 他的写作不免带有精英色彩,但始终坚持输出自己的思考和价值观,每一篇报道、每一本书映照的则是他的祖国。无论到哪里,中国,都闪现在他世界的背影里。当然会有很多年轻人向他提出诸如“中国未来的道路在哪里”的大问题,对此他也深深惶恐,因为他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他作为知识分子与记录者坚持从繁芜丛杂中寻找见地,也鼓励当代青年不流于媚俗盲目从众,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个国家的成就不该是她的人民生产了多少物质,而是她的人民是否感到幸福,是否呼吸到干净的空气、是否能保持昔日的传统。”——作为一个围观时代的清醒者他如是说。

 

 问自己更问社会,新时代的青年记者渴望新知寻求变革,不愿落入俗套。理想主义无罪,它是进步青年宣告影响这个时代的方式。他们将自己独到的世界观分解为文字碎片,把这个社会与时代放大在你的面前。因为有他们的书写,历史的进程得以记录,思想的火花得以燎原。

 最后以汉娜·阿伦特《过去与现实之间》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的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

 感谢这些让我们得以抵达纵深、回归家园的21世纪的先行者们!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2014级 :赵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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