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学生工作体系对我校学生工作的借鉴

上一篇 / 下一篇 14-10-31 09:58:02 / 分类

暑假参加第三期辅导员海外培训班,经过四个礼拜的培训,将个人收获整理了下,写了一篇心得。现全文附录于此,作为新学期第一周的周记。他山之石,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四周的美国之行让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在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生活。此行过后,我对中美两国的经济、文化以及高校工作特点有了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一、薪酬、自由和经济
      
去美国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经济体中所获得的报酬是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劳动者素质远高于其他国家?还是汇率制度导致的错觉?
      
到了美国后,我发现他们维持基本衣食住行的消费并不高于我们,有些东西比如房产价格甚至还更低一些。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态度也并不比国内高多少,甚至在月薪(汇率计算)远高于我们的情况下,月工作时间还不如我们。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在哪呢?
      我们的美国英文老师在最后的课上,要求我们每个人轮流用英语讲某个自选主题。我讲的主题是自由。我理解的自由,是人们可以尽可能地缩短保障自身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须的工作时间,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阅读、娱乐、思考、运动、陪伴家人等等感兴趣的事。这种理解虽然浅薄,但应该也算是对马恩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权宣言》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等相关论述的通俗理解。
      
有史以来,人类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奋斗。但事实是,在两三百年前,人类的自由少的可怜。人类平均寿命不超过35岁,女子一生死于难产的可能性高达1/8,很多儿童活不到成年。即使在短暂的太平盛世,也需辛劳一生也才能勉强糊口。有调查称1730-1749年,英国有74.5%的儿童在五岁前即夭折。不仅平民如此,享有当时最好医疗和生活条件的统治阶级也无法幸免。清朝皇帝乾隆(1736-179516个儿子中夭折7个,10个女儿,夭折5个。美国国父华盛顿(1732-1799)为治疗炎症采用愚昧的放血疗法半天放掉了身体一半以上的血液,加速其死亡。
直到科技发达之后情况才得到改变。以实证和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是迄今为止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获取自由的最有力的武器。据联合国数据,2013年美国人平均寿命79,中国人平均寿命76。不仅仅人均寿命延长了,人类相对客观世界的自由度也扩展许多。现在即使是普通人,花13小时就可飞跨半个地球,实时跟万里之外的家人联系,这种自由是任何一位古人所望尘莫及的。
      
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国力、人们生活水平差别的主要根源在于两国的科技水平。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加州农民的粮食产量不比数十倍劳动力的中国农民的产出低;而加州的硅谷产业和湾区生技产业则把这种科技红利体现的更淋漓尽致。正是由于这种高效的第一第二产业的支撑,经济体内其余的劳动力价格也水涨船高,单位劳动时间报酬购买力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上升。
二、五四、赛先生和现状
      
科技的发展和应用除了高校、研究所、企业的科技人员外,还需要得到大众的支 持。据调查,各国人均GDP、人均寿命和民众科学素养比例成正相关,北欧各发达国家在以上三项指标均排在前列。
      
我国具有科学素养的民众不到3%,这也侧面解释了我国大众抵制PX事件、反水坝、妖魔化转基因技术、非典抢醋,日本福岛核泄露抢盐等集体非理性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跟清末民众扒铁路一样愚昧。王道、传统文化或义和团符咒在冷冰冰的枪炮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落后必然挨打。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认识到民族落后的根源,提出欢迎赛先生。近百年过去了,注重证据和逻辑的科学理性精神,还未进入民族的文化基因。有些人仍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改造世界的利器,相信平均寿命30岁的古人能指导现代人如何延年益寿;有些人嚷嚷着【××是把双刃剑】这种毫无信息量的话语抵制新技术;有些人为了私利或狭隘的审美观无视耕地和人口的事实吹嘘低产出的有机农业……我们的科技发展相当一部分因此受限。在其他国家很平常的PX工厂被迫屡次搬迁,怒江水电站无疾而终,转基因BT大米研发成功五年后因舆论压力无法商业化。
      
虽然美国国民具有科学素养的比例是28%,但可能因为美国宗教信仰比例偏高的原因,仍有近40%的美国人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有20%的美国人相信地心说。美国媒体也不乏质疑转基因、进化论的声音。即便如此,因美国人对联邦机构和科学机构的信任度较高,在后者的推动下,甜菜、大豆、玉米、菜籽油等转基因农产品已经进入美国人餐桌近20年。转基因技术应用和发展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并将转基因大豆出口到中国。
      
我国民众科学素养水平不高的原因除了传统文化思维中没有理性精神的传承外,还跟我们中小学科学教育缺失有关。其实运用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知识,加上一些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就能识别目前绝大部分保健品、假药等在内的骗局。骗子能大行其道,跟我们教育习惯上注重传授知识,轻视批判性思维培养以及过早分文理科有关。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取消文理分科,统一数学卷子。
三、证据、逻辑和高校学生工作
      
无论在促进国家产业科技水平提升,还是在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合格公民上,高校都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在近代历史上,高校能否在科技水平上做出扎实的突破,能否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符合产业要求的从业者,能否培养出符合社会规范引导社会进步的领导人才,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
      
证据和逻辑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有力武器,在相对复杂但仍有其运行规律的传统社会人文学科领域里面,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注重证据、逻辑、质疑、验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样,我认为在高校管理体系上,美国高校若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也在于其管理体系中以证据和逻辑为核心的特质。以下,我以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为例说明。
(一)以事务为中心
      
美国高校各部门职责明确、分工清晰、各司其职。如有非固定的工作任务,一般会采取项目制,由专人负责协调。可能因为文化背景,美国人会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事情本身上,而不是人身上,特别是在工作的时候。比如某人说了一句话,美国人关注这句话符不符合事实,符不符合逻辑,而中国人则习惯把关注点放在谁说的,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说这个事情,内心真正想法是什么。
      
对于事实和逻辑的判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能通过讨论辨析推进事务进展,有利于团队合作和高效率的解决问题。而若把关注点放在身上,关于主观的目的或动机的判断很难取得共识,不利于实务推进。
(二)量化的决策评估方式
      
在学生活动或者校方发起的合作项目(奖学金、助学金)的立项决策上,他们会先做数据化的可行性分析、项目工作量评估,然后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决定。在项目结束后,对其效益也进行数据化的总结。比如SDSU学生很喜欢的一个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动——“阿兹特克之夜,其项目立项的背景就是200856日,SDSU33名学生因涉嫌毒品交易被逮捕,引起广泛舆论报到和民众关注,校方由此觉得应该提供学生一个健康可控的娱乐渠道,促使他们减少去高危的娱乐场所。其他项目诸如奖励社区学者项目等的立项和执行也基本上都是基于数据化的评估方式而确定及调整的。
      
人类社会群体相对自然界更加复杂,但也有其内在规律可循。比起凭经验或直觉做出的决策,数据化的评估方式能用最经济的人力物力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权力和责任分散化
     
美国高校的行政部门更类似银行柜台,按照既定的规则,按照既定的程序办理跟学生相关的事务。而相关的规则和程序并不全是由高校行政部门制定。恰恰相反,很多规则是由各个独立的委员会讨论制定修改。委员会成员有行政部门首脑、教师、学生代表等,有的委员会还有家长或社区代表。SDSU负责本科教学的教务主任曾半开玩笑的抱怨说,他工作上最头痛的就是因职务关系,不得不加  入了二十多个委员会,疲于各种委员会会议。
      SDSU
学生自治会由学生组成,负责招聘管理全职和兼职员工,管理运营多座校园设施和机构,决定着每年二千多万美金的经费使用。可以想象,经过这种庞大权力和沉重责任的磨练,学生的领导能力,实践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都得到极大的锻炼。我们在SDSU期间,刚好碰上几个学院的新生欢迎仪式,仪式上的致辞人除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就是他们这届自治会主席。
权力的分散化有助于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教授、行政、学生、家长、校友),增加各方对学校的责任感和感情。但这种分散的权力体系,在统筹协调及办事效率上可能会是短板。
(四)制定规则的时候人性化,执行规则的时候不谈人性化
      
这点是我在美体会最深的中美高校工作风格或说中美生活文化的区别。美国把以人为本体现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执行规则的时候则一板一眼。而可能因为文化因素,中国是个人情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我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尽可能考虑全面和高标准,而执行的时候则会有各种例外统筹考虑。前文论述了,事实和逻辑是容易辨析和取得共识的,规则是否合理,被管理者行为是否违背规则,相对公开和容易判定,但被管理者的动机和管理者的统筹考虑则相对不公开和容易有分歧。把以人为本放在执行上,而不是规则制定上,第一导致规则容易流于形式,管理者公信力下降。第二滋生寻租空间,容易导致灰色地带甚至腐败。第三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人无法得到利益,劣币驱逐良币。最后的结果是降低了整体社会效益(公平)和事务执行(效率),反而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本意。
(五)学生和学校的关系简单化
      
美国高校学生和学校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他们学生很大部分不住校、完全学分制,除了选课和课程,其他事务上更多的一种获得学校提供的服务的权利。换句话说,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课堂之外,他们更多的被服务,而不是被管理,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很多社会事务框架内,学校提供的是一种帮助学生与社会管理部门沟通的服务,并不承担更多法律或舆论责任。比如学生在学校内违反法律或发生重大人身安全意外,学校只是作为一个第三方证人或平等的法律当事人主体参与举证或提供配合,没有权力主导调查或做出判定。而我国的情况就相对复杂。学生在就学期间的负面事件,学校在社会舆论上要承担多得多的压力。权利和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力弱化的趋势下,社会和舆论还要求学校为学生的行为承担跟以前一样的监管责任,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一个困境。
      
以上为个人的浅见,难免幼稚和不全面。但作为一个96年至今的老厦大人,我对厦门大学的感情和希望厦大终有一天成为UCLA、斯坦福等国际一流大学的愿望是发自肺腑的。

(海洋与地球学院 黄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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