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是中国社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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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是中国社会的根基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作者:俞思琼





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必读的参考书目,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从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关键词:礼治  差序格局  文字下乡  四种权力  私人道德





费先生1910出生于江苏吴江,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大学,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乡土中国》写于四十年代后期,在一片百废待兴之际。可是很多观点很多句段我今天读来也有共鸣,甚至觉着有拔曙的光芒。全书分为14个部分:《乡土本色》简单概述了中国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但同时也论述了现代性与乡土性不可避免的冲突;《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从城市与农村社会格局差异入手讲述了文化在城乡间的差异,提出文字下乡的前提;《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三篇为一体从差序格局,团体格局上入手讲述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团体和社区;《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由礼治这个话题开始,讲述乡土间特有的秩序问题;在接下来的四篇中作者提出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时势权力和教化权力;《从欲望到需要》解释了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中行动的动机与作用,不完全肯定欲望,并就此提出计划的概念,提出一个崭新的乡土生活方案。



《乡土本色》中提到“土气是因为不流动发生的”。的确,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人的生活全部可能就是一片耕地再加熟悉的居所活动,他们的生活环境,视野等统统是受到限制的,甚至是相对隔离的,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是以礼俗社会而自居的,因为熟悉,因为了解。这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而现代文明中的“洋气”让这份土气受到了鄙夷。其实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在我理解的历史里,即使在封建王朝,农人居绝大多数的时刻,也是有仕这样较高阶层的人去鄙夷这份基层的“土”的,为何?恐怕要用一个“愚”来概括吧!



那什么是“愚”呢:不识字,不读书,见到汽车会惊叹……可这真的是愚吗?在乡下相对稳定简单亲密的生活环境中,语言是人们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在这一情境下,文字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是他们不需要,不接触,并不是学的不好,那又怎么能称之为“愚”呢?空间上如此,时间上亦是如此。时间对于文字的阻隔体现在两点:一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二是世代之隔(乡土社会大抵都是经验的口口相传)。在此基础上,费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只需语言,不需文字”。但是费先生仍是坚持要文字下乡的,他提出“只有在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这句话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很多联想和触动的,的确,文字需要下乡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理想国中的事情。距离建国已有六十余年,相比之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已有了较大发展。可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相比他国十二年教育开展仍有许多不足,更不提是在地域差异分化极大的情况下。以农村城市差异为例,此时的“文字”已经可以拓展到“文化”,城市孩子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相比之下农村孩子就显得尴尬无奈了。国家一系列政策扶持农村文化发展,其实,文化不仅仅是文化的事情,它涉及经济,涉及社会结构……也许需求是行动的第一步,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让文化得以在乡间用武也许是可行的,当然我也只是举个例子或理想的方向。虽然现在的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文化终究还是停留在精神层面,仿佛并不能成为使他们在当地更好植根生存的方式。我这么说,自然是排除了通过考学离开农村获得更好生存的途径,但是这文化终究是离了土地了。



我们常常无奈的说着中国的“人情社会”,说着中国是个“关系网”,民众间约定俗成的观念往往蕴含着大智慧:费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有了个人又有了群体,必然就有了“公”“私”之分,于是费先生又在中西方文化间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做了对比,进行深入的探讨。中国人常常因差序格局而公以私为先,又因私为先而理所应当的爱有差等:中国人有着家族意识,家族观念,无论是利益上还是责任,道德上,就如儒家所强调的“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甚至包括那个模糊宏大的“仁”也是有浓浓的私人道德意味的。一切都有了从自身出发的衡量标准,爱有差等便是自然的事情了。



但其实,对于这部分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例如费先生用来对比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费先生认为,西方文化是充斥着“个人主义”的,这包含了平等观念(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同,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力)与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相比下,国人是“自我主义”。他举例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离不开差序格局的孔子。想来不能否认,但是又觉不妥,中国国民劣根性中是有自私我不否认,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足以见得。可若说“自我主义”是贯穿的我便不服了:从当今社会来看,中国人注意团队配合这是众所皆知的,且不论效率如何,而团队的利益往往是摆在个人利益之前,虽然多有“道德绑架”的成分,但若说是“绑架”也可说是一种“内化”。影视剧方面也可见端倪,在多出经典的好莱坞仍是个人英雄主义泛滥,中国的优秀作品就好的多了。延伸至后面所说的公以私先,人们却被“大义灭亲”、“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早早就存在于封建王朝的句子迷惑了。曾经在《读者》上读到过一篇留学生所写的文章,她说她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因为在一次课堂提问中,她是唯一一个愿意放弃巨额奖金而让出一个急需(涉及生命)车位给陌生人的学生。



我们所感受到的乡土是充满情谊的,是没有冰冷的高楼大厦,也没有不可动摇的法典的,在乡土社会中常常存在一个长者,他是智慧与权威的象征,他调停一切,他让生活继续美好平稳的下去。这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区分于“人治”)。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的不同在于维持的力量:法依靠国家权力,礼依靠传统。在乡土社会,生活是不会有太大的变迁的,长者即意味着经验,经验即代表着权威。人们无须不能反驳,即使有着这样那样的天性叛逆或其他,但是都“克己复礼”了。时代在变迁,但是这种现象还是常常随处可见的,从中国式教育到中国式职场,经验往往占据了绝对优势。可冷静下来看,这倒未必是真的如此。一个优秀的理性的国家,既该尊重经验的积累,也该保护创新的力量。这样看来“礼治”与“法治”好像并不是那么直接冲突,可是,仔细想想吧,法律条文是会随时更改的,但是礼恐怕没那么容易。



但是同时,我又想指出,法治只能规范底线,不能引领前锋。高考前曾有一则新闻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倡导立法:三月不回家看父母的子女皆有罪。看到这里,我就无奈的笑笑了。能理解,空巢老人确实可怜孤独,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人也是具有极强的同情心与道德感的,只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法律约束,亲情就不能。因此,礼治社会也不是全然不合理的,我们在提倡法治社会的同时,也应该仔细思考保留乡土社会中的一些特性。



费先生提出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我倒是觉着侧重各有不同,前面两者更加倾向于直观的国家权力统治,后面两种用于更小的团体关系中更为合适。但是,也常常是特殊时期国家权利的形式,或是国家权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做的适当变形。因为对政治话题研究没有理解透彻所以在这里就少说为妙。



乡土可能是一种情节的代名词,在现代社会,很多人视乡土为一种归宿,一种漂泊后的落叶归根,却忘了它是根基。也许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乡土社会的样子变得模糊变得落后,我们却始终得将它的许多特性铭记于心,因为它会内化成为一个民族的特性,无论你处于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就如高楼大厦门墙阻挡间的一声“我呀”就透露着乡土的根基,一种熟悉的不需解释的特性。



乡土社会是无须计划无须目的的,它靠着本能走下去。在时代冲击下唯有深入挖掘,才能让它支撑起整个中国。我们得明白它需要什么。



整个书牵涉的领域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联系性,读着读着就会感觉不到这几十年的隔绝。当然了,完全没有是骗人的,时代在变化,现在的乡土社会面临着更深的困境。



“静止”、“不流通”的观点常常被作为逻辑线的开源,一系列就此产生。如果想要改变乡土社会的困境,必然得抓住这一特性。可是在新时代,在我看来,过度的破碎的人事变迁,格局变迁也是新的问题,如何将变迁与静止很好的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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